毫无疑问，顾雏军作为证券市场的“触线者”，必然要接受法律对其进行的公正裁定。不过，纵观本案的发生、发展、到最后的结果。回眸顾本人这几年的市场足迹，顾案却着实给那些民间资本的掌握者，民营企业家们上了生动而又沉重的一课。

近年来，在融资难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情况下、在“资本魔方”的巨大利益诱惑下，有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参与到资本市场中来，他们纷纷以买壳、参股甚至直接ipo等形式亮相，成为一大特色。

应该说，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市场化程度提高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民营资本的进入，给曾经铁板一块、一度死水微澜的资本市场带来了活力和更多的流动性。它一方面解决了民营企业自身发展的瓶颈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众多充满体制优势的民营企业的“鲶鱼扰动”积极影响下，一些本来已经进入困境的国企获得前所未有的机遇，这也使得国有经济的基础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加强。

这种“双赢”局面是各方所乐见的。

但是，在一片顺风顺水的发展航程中，一些惨痛的教训却一再提醒我们，使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只有认真对待民间资本的特性与公众公司之间的差异，全面地了解并合理地规避矛盾，民营经济才能获得生存发展的新空间，而整个社会资源也才能得到更高效率的运行。

私人老板进入公众公司，除了产权关系发生变化、管理成本增加之外，或许还有很多成本是没有被广泛认识到的。

我们扼腕于德隆集团的轰然倒下，叹息顾雏军的一失足成千古恨，而这些闹剧悲剧惨剧的产生，无一例外都有一个原因，民营老板入主公众公司后公私不分，家天下的错误意识在进入公众公司后仍在延续。

我们知道，家族式管理当为众多民营企业的典型特征。家族是什么？与社会公众相对应，它不可避免是“私人控制”的本质，但是，就像我们一直在强调并且仍将强调下去的：私人控制的企业进入公众公司，无论是参股还是绝对控股，其所控制的企业仍然是姓“公众”而非“私人”。并不能以大股东身份的变化而使公司的性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游戏规则，也是私人公司进入公众公司的必然成本。

无论是ipo还是参股控股，在进入公众公司后，大股东要经历一个从不规范管理到规范管理的，从不透明、一个人说了算到高度透明、充分发挥经理人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要发生许许多多的成本，过去用不着做的，现在都得做，而且得不遗余力的做。上市，意味着企业永远被套上了一种远期成本的套子。

实践证明，民营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能够更为迅速地实现做大做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经济发展并且实现与投资者的双赢局面的目的。但是，在享受了成为公众公司后诸如资金、品牌优势的同时，那些已经或即将成为公众公司大股东的民营企业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公司治理的成本是必须接受并且无法逃避的生存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