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今天，倪光南从联想出局了，王缉志从四通离开了，王选从方正淡出了。在知识寻求资本的过程中，资本往往占有强势；在知识与资本的恩怨里，知识往往容易受到伤害。因此有人总结说，“企业是企业家的企业，不是科学家的企业”，“中关村是‘总裁’的世界，不是‘总工’的世界”。

显然，中国的企业就是指企业家的企业，绝不是科学家的企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企业的生命取决于企业的生产效率。企业的生产效率又取决于企业消费支出、投资增长与技术进步这三者之间的平衡。如果说员工们决定着企业的消费支出、总裁们决定着企业的投资增长、总工们决定着企业的技术进步，那么，企业的生命周期就决定于员工、总裁和总工之间的平衡。

联想、方正和四通的“总工”们是由“科学家”担当的“总工”，当他们来到企业时，他们注入了科学技术开发、管理能力，以及自身最宝贵的技术成果。因此，能够在中关村创造出丰功伟绩的技术型企业，在其早期，都是一个优秀的“总裁”带领一批优秀的“员工”，把一个优秀的“总工”注入的一个优秀的技术成果成功地产业化和市场化的企业。他们没有一个是靠贸易和制造的组合拳打出江湖的，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贸工技”路线。相反，“技工贸”路线恰恰是联想、方正、四通们婴儿期-学步期-青春期的真实写照。只要中关村里的“总裁”们按照“技工贸”的路线走，今天我们就还能看得到他们的身影；如果当初他们真正走上“贸工技”，恐怕在婴儿期就夭折死掉了。

倪光南们是中关村的技术精英，在他们眼里，联想的基因就是技术成果的产业化运作；柳传志们是中关村里成长起来的经济精英，在他们眼里，中关村半个世纪传承下来的科技积淀，就像孕育好了的鸡蛋，本来就该有，只是缺一个能把它们生出来的“母鸡”。他们的责任是要创造这样一只母鸡。结果这只鸡蛋不再是传承基因的载体了，相反，创造传承基因能力的技巧倒成了基因本身。

联想类企业高唱“贸工技”路线，都是在它们成功地把“总工”们的技术成果产业化和市场化后的时候，都是在“良弓藏，兔狗烹”与神化“总裁”们“白手起家”的时候。中国科技型企业的悲哀在于，过于缺乏成长的制度环境、金融环境和技术进步环境，企业太依赖“总裁”们的运作。柳传志就是这样的一个运作高手。

他把倪光南连带他的联想式汉卡引入联想是运作；把联想式汉卡带到香港安装到ast微机里是运作；把吕谭平们搞定从而控制ast在中国的代理是运作；把香港联想增资、扩股进而上市是运作；把北京联想注入香港联想进而回购吕谭平们的股权是运作……在柳传志运作之中的联想，其业务远离了国内行政控制为主的制度环境，其发展贴近了国际资本市场的源源供给，其生存没有丢掉国内计划经济下的行政性保护，联想得天时，占地利，不断壮大，由青春跃进盛年。

柳传志的运作似乎成为联想发展的主旋律，成为联想发展的“编年史”，成为联想的“核心竞争力”。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联想的历史不再需要倪光南们、联想式汉卡，以及孕育期中科院计算所的29项科研成果了，它们可以被“蒸发”掉了，可以被“贸工技”的神话所取代了。久而久之，后来的联想人干脆把倪光南们带给联想的科技基因忘掉了，在他们的脑海中，只剩下了柳传志们的运作。

我们要讨论的关键在于，支持柳传志们昨天运作的，有倪光南们前天积淀下来的技术成果；支持柳传志们今天运作的，有倪光南们昨天到联想后重新开发出来的技术成果；支持杨元庆们明天运作的，又是什么呢？是摩托罗拉、诺基亚们的移动电话？是索尼们的高清晰度电视？还是数码相机？

联想过于神化了柳传志们的运作，也不公正地贬低了倪光南们的奉献，导致今天的联想成了江湖上著名的无技术沉淀的工业制造品销售商。到了杨元庆时代，联想可以凭据的优势只有两个：联想品牌和一张联想销售网。一个品牌、一张销售网，可以卖pc机，也可以卖手机、数码相机，也可以卖彩电、冰箱，也可以卖旱冰鞋和布料……走到今天，联想似乎走到适合“贸工技”的路上了。我们的疑问由此产生，除了销售，今天的联想还能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