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品牌，负起你的责任来!
赚不到钱的企业，是失败的企业。但是，把赚钱作为经营的唯一目标，这样的企业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失败的。伟大型企业和生存型企业的分野，百年品牌和短期品牌的分野，宗教型企业和渺小型企业的分野，高瞻远瞩型企业和鼠目寸光型企业的分野，往往都在一份社会责任上。
中国企业中的大部分，都处在求生存的阶段，他们为了生存，关注自身利益多一些，关注公共利益少一些，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近年在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极端忽视公共利益的事件，却值得我们企业界的人士深思我们企业存在的意义和存在的方式。
商业利益pk公共利益
2007年下半年，西门子“贿赂门”事件全面爆发!西门子内部人员借“支付顾问费”之名在全球多个国家行商业贿赂之实的丑闻，自去年11月被曝光并立案调查以来，所涉及的可疑资金数额屡创新高。日前，这一数额已从最初公布的2000万欧元“暴涨”到了超过10亿欧元。德国媒体报道称，“贿赂门”事件已经涉及西门子(中国)，西门子中国公司的运营中近半数业务涉及行贿。
在中国近期查处的一系列政府官员贪污贿赂案件中，也有许多涉及跨国公司的利益输送问题。从“沃尔玛礼品”、到“德普回扣”，再到“张恩照事件”，都无不与跨国公司的“糖衣炮弹”有莫大的关系。商业贿赂，严重地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是对企业应尽社会责任和应该维护的公共利益的践踏，有百害而无一益。
2007年起，国内“涨价”之声不绝于耳。伴随物价的上涨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一些企业甚至行业协会，也加入涨价的战团，在企业商业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pk中，天平完全偏向了商业利益一边。让我们来看看这一连串的事件吧：方便面集体涨价事件，兰州拉面限价事件，嘉兴餐饮企业串通涨价事件，重庆火锅集体加收锅底费事件，西安超市虚构原价欺诈事件，吉林市豆制品集体涨价事件……
一桩桩，一件件，似乎都与吃有关。有工业企业，有餐饮企业，也有零售企业，有行业协会，甚至还有国家机关。这种事件，首先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因为乱涨价和价格串通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推动了价格上涨；其次，破坏了市场价格秩序，市场经营秩序在这方面应该是公开、公平竞争的；再次，损害了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我们不得不去反思：难道公共利益在与商业利益的pk中，永远都只能是处于下风吗?难道随着原材料的涨价，我们的企业就非得涨价不可吗?难道面对原料涨价，我们就只能从外部寻找原因，而不从内部经营失误上去寻找原因，比如去发现自己在战略规划和产品结构调整方面的缺失7
品牌马拉松，真正的企业家获胜
阿里巴巴的马云把企业家分为三类，一类是生意人，什么钱都赚，一类是商人，有所为有所不为；一类是企业家，关注长远，关注社会责任。
一个企业要想具备社会责任感并满足公众不断变化的期望，需要企业高层有精明的领导。众多企业的发展历史表明，只有那些能够深刻认识社会变化，并预计到这些变化如何影响自身运作的企业，才能成为市场竞争中的幸存者。因此不难看出，社会责任意识是现代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涵。有财富没责任，有资本没道德，有地位没良知，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企业家。
百年品牌，从治理结构开始
中国的很多企业，采取的治理机构多是“企业领袖制”，企业依靠的是老板的人格魅力，依靠的是创业的激情。公司治理结构决定了公司的运营方式，公司漠视社会责任的根本原因就是不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导致公司和管理层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不愿意为公司长期发展和竞争力支付社会成本。
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企业决策机制的改变势在必行。在这个阶段，企业领导人的人格力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决策机制应该向着正规化方向发展，老板不能独裁，而是要部分独裁，既要有民主，同时还要有集中；老板要善于集思广益，多听别人意见，决策、执行体系由一人决定转化为企业骨干共同商议、共同决策、分工执行，企业老板最后拍板决定。
通过这样的治理机制改变，方才能够有效地改善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可能发生的缺失率，使企业少犯错误。中国企业也要有自己的百年愿景，世界上最长寿，最庞大和管理成本最低的品牌是宗教。信仰是最强大的品牌。塑造品牌的最高境界就是把品牌塑造成信仰。世界上伟大的品牌已经信仰化。而品牌信仰化的过程就是不断地“爱”的过程——爱企业、爱自己、爱他人、爱社会……
惠普的企业愿景是，“公司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惠普的存在理由是，一群人联合起来，并以一种机构的形式存在，我们称之为公司，从而完成一些单独一个人完成不了的事情：创造一种产品，提供一种服务，概括而言，是要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惠普之道就是对个人的充分尊重，对质量和信誉的追求，对责任的承诺，以及一种认为公司存在是为了人类的发展和幸福做出技术贡献。”
不管社会如何变化，产品会过时，市场会变化，新技术会不断涌现，管理时尚也在瞬息万变，但是在优秀的公司中，企业关心社会责任的价值观不会变，它代表着企业存在的理由。
将企业愿景与社会责任结合，形成企业独有的品牌主张，能为品牌带来知名度，引起消费者的注意。一项调查表明，83％的消费者倾向购买符合环保标准的产品。当不同产品的价格和品质相同，很多消费者表示，他们会选择购买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的产品。
如何将企业愿景与社会责任相结合呢?我们来看一些例子日本最大的玩具公司万代玩具公司的愿景是“我们公司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全世界小孩的梦想”；海尔的企业愿景是“创中国的世界名牌，为民族争光”：蒙牛乳业倡导“市民健康一杯奶，农民致富一家人”。
牛根生常讲，蒙牛的衣食父母是“三民”——市民，农民，股民。时至今日，蒙牛已与产品市场的亿万公民、资本市场的千万股民、原料市场的两百万奶农，以及数十万生产销售大军，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这种企业愿景使命的确立，对蒙牛创造5年增长200倍的奇迹，起了关键的作用。
我们可以这样讲，真正要想做百年老店，社会责任第一，公共利益第一，利益、利润第二。如果认为履行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会增加经营成本，那是一种偏见和短视的行为，如果认为企业根本没有尽社会责任的义务，那是一种愚昧、无知的行为和自取灭亡的行为。
不入流企业不择手段赚钱，三流企业只顾赚钱，二流企业既赚钱又兼顾社会责任，一流企业以为社会创造价值为己任，伟大的企业百年如一日地完美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这就是战略与战术的区别，这就是伟大和渺小的区别，这就是百年老店与短命品牌的区别……所以，中国想做百年品牌的企业，担负起你的社会责任吧!
囚徒困境，企业公民责任与逐利本性的博弈
公民责任，谁动了我的奶酪
“一个人应该做什么?”这是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经提出的一个基本命题，而正是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却使现代管理者在商业伦理问题上进退维谷，“一个企业应该做什么?”
当我们在安然、世通等一个个商业巨贾轰然倒塌的身影下为企业拉响商业操守失陷的警报时，当我们从西门子“贿赂门”事件东窗事发的形象崩盘中提炼出公共利益的核心要义时，如何在自己的战略轮盘中重新定位企业公民角色的坐标?已成了管理者们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生存，还是死亡?或许仅存一念之隔。
在许多管理者眼里，似已习惯于将“企业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看作是一场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这种“跷跷板”式的战略思维极大地桎梏了企业再造价值链条的视角与创造力。翻开新世纪的年轮，挺立在社会营销、公司社会责任等公共利益诉求隐然再现的时代潮头，企业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坐标与航向。
今天，舆论对于企业公民角色回归的呼唤已然隐含了这样一个基本假设，企业不是生存在真空环境里的独行侠，而是一个在与顾客、雇员、股东、供应商、竞争对手、政府、社会团体等利益攸关者的博弈中执著地追逐大同梦想的苦行僧。显然，企业公民责任(或称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已经远远超越了商业责任的范畴，它要求企业除了对股东负责，即创造财富之外，还必须在由全体利益攸关者共同搭建的社会舞台上承担责任，真正扮演好一个社会公民的角色，那就是恪守商业道德、保护劳工权利、保护环境、发展慈善事业、捐赠公益事业、保护弱势群体等。
博弈论中经典的囚徒困境模型想必大家都已了然于胸，如此痛苦的两难抉择在企业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竞逐中同样令人窘迫。在“义”与“利”的价值天平上，企业的道德筹码究竟价值几何?的确是一块考验管理者经营智慧与战略远见的试金石。
在商业竞争的现实世界中，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恒古不变的市场定律。牺牲小我以求大同，这种纯精神放逐的“柏拉图式的圣人型企业”或许只有在乌托邦的乐园里才能寻觅到最后一方生存的乐土；而那些在企业利益与公民责任的双重轨道上懵懂迷航的“古惑仔式的庸人型企业”，既失去了企业生存发展的根基和原动力，也无法在社会价值创造的蓝图上奉献更多正向的筹码，黯然出局只能是其必然的归宿。
人们或许都会有这样一种感受，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环境，总会不自然萌生出一种希望事情简单化的心理倾向。同样，在充斥不确定性的商业社会中，公民角色并非企业一种自觉的行为取向，风险最低或许也算是最经济的商业目标反倒就是简单化，只要把股东利益最大化就可以了，从而把一个看似很复杂的平衡关系变得简单。由此，我们在现实中更多看到的恰恰正是这种“机会主义的常态型企业”，“利得”与“利失”的权衡成为公民角色取舍最基本的调节因素。然而不幸的是，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觉，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毕竟，企业不只是一个有限理性的利益至上的“经济人”，更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社会人”，不可能因为让一件事情容易理解而忽略所有的关系。正如allan kennedy在《股东价值的终结》一书里所指出的，一个公司只考虑股东价值的最大化，最终会降低或者破坏这个公司的价值。这里有一个关于“饿汉和饼”的故事，其寓意隽永而发人深省——一个饿汉，一连吃了5个烧饼后觉得饱了，这时，他不由得想到：要是早知道吃“第5个”烧饼能饱，那还吃前4个干吗?直接去吃“第5个”烧饼就是了。这神奇的“第5个”烧饼在哪里呢?
细细想来，企业由机会主义心态驱使的“义”与“利”的抉择何尝不是如此。上市公司造假账，挪用募集资金，信息发布不及时充分，甚至发布虚假信息，利用关联交易掏空上市公司，操纵股价等；非上市公司中拖欠与压低雇员工资，生产过程中偷工减料，做假账，偷税与逃税等。在这些有悖商业伦理的事例中，投机者或许能够体验到财富倍增过程中过山车式的刺激与亢奋，但同样也要经历“捉”与“被捉”的心理煎熬。当原形毕露、大厦将倾之时，投机者们是否也会喟叹如果能够事先找出那压倒巨人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许……这最后一根稻草就像极了“饿汉和饼”故事中的“第5个”烧饼。但颇具讽刺和悖论色彩的是，作为一个痴狂的投机者，永远不可能找到那神奇的“第5个”烧饼，因为每一个烧饼都可能是“第5个”，每一个烧饼也都有可能不是“第5个”。想要吃饱，我们只有吃完全部的5个烧饼，少吃一个，都会感到饿。投机者的悲哀与无奈莫过于此。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境下，企业利益与公共利益整体最优的“纳什均衡”常常只能化作与幸福擦肩而过的惊鸿一瞥。而在法律规制和道德约束乏力的商业环境下，能否恪守商业伦理的道德底线，必然还要在管理者内心经历一番与机会主义幽灵的痛苦对抗。一般而言，企业之所以要讲伦理，并不是因为在价值上要认同他人，认同社会，而是因为有法律在，“伸手必被捉”。反过来说，只要在法律上“不被捉”，讲不讲社会责任，只是伦理问题，而非经济问题。当在伦理与法律的边界中存在这样的灰色地带时，无疑为机会主义盛行找到了最冠冕堂皇的借口和理论依据。
即便如此，“天人合一的生态型企业”绝非一种梦境，企业在自我价值实现的华美乐章中同样可以奏响公众福祉的协奏曲。
比如，当年强生公司果断从超市撤下导致不明原因事故的产品时(后来证明并非产品本身的问题)，他们并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结果，但他们还是那么做了，而正是这种高度的公民责任感却意想不到地给他们带来了永续发展最宝贵的财富：声誉，这笔无形资产为企业利益涂上了一层最醇厚的保护色。
无须华丽的词藻，更无须七彩霓裳的包裹，“合格的企业公民”这一最朴实无华的头衔就是对生存在商业生态圈中的工商企业最佳的褒奖、无上的荣光。或许每一个企业都有必要自我拷问这样一个命题：你，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公民吗?在公民责任感与逐利本性的爱恨交织下，企业的坐标在哪?
企业公民的成长三步曲
公民意识不啻于为企业经营管理套上了一副不可忤逆的紧箍咒，但能否发挥应有的功效，还需要借助其他内外要素的合理配置。对长期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是企业公民意识萌发的内在根源：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强有力的实施是公民责任得到“自觉”实行的外在条件，市场惩戒机制自动实施取决于信用体系的完善，政府倡导的商业伦理精神只有和有限理性人的长远利益相一致时，才能得到真正实施；国家要对私有产权和合法收入给予充分保障。
企业公民的成长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要经历一段三步曲的熏陶与锤炼：公益营销策略化、伦理监控制度化、企业文化公民化，这反映了企业公民意识的觉醒与塑造可经由一条权宜之计——他律——自觉的演进轨迹。
1企业公民成长三步曲之一：公益营销策略化，战术到艺术的升华。公益营销策略化既是当下企业应对“大营销”趋势最便宜的权宜之计，也是企业迈向和谐商业社会的第一步。公益营销不能简单的与公益赞助等量齐观，策略性的商业化运作是将公益赞助营造出一个公共受益、企业有利的双赢局面，并使企业有动力不断进行循环投入的根本保证。
战略管理大师迈克尔·波特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公益营销是营销，而非公益。真正的策略性公益，应该既能加强企业竞争力，同时又能增进社会福利。”企业应该锁定方向，把对公益的投入用来改善他们的商业竞争环境。“公益营销”中的公共利益并不只是单纯的慈善事业，企业必须把公益活动与企业的营销相结合，通过公益活动增加企业的知名度，使消费者对其产品和服务产生偏好。因此，公益活动必须被设计，从而让消费者能够在公益活动中感受到企业的品牌，触摸到产品。
2企业公民成长三步曲之二，伦理监控制度化，他律到自律的萌芽。企业公民意识的觉悟不是一个自然而发的产物，而是在商业伦理需求和相关制度安排下综合作用的结果。只有通过伦理监管的制度化，方能保证商业伦理对企业经营管理的渗透，保证企业雇员在公民责任上的知行如一，促使原本率性而发的公民意识逐步由感性的蒙昧状态踏上理性的归途。
从制度建设的层面上而言，首席伦理官的出现是西方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企业顺应商业伦理需求而精心做出的组织设计。高层管理者中的首席伦理官是全职的，其职责是推进公司商业伦理的进步及监控与掌握雇员的利益所在，直接对ceo和董事会负责。经由伦理监管的制度化，无疑有助于将企业公民成长的步伐由他律逐步推上自律的轨道。
3企业公民成长三步曲之三：企业文化公民化，一颗幸福的“毒药丸”。任命首席伦理官本身并不是决策与行为具备企业公民素质的完备答案，还需要制定一套完整的商业伦理准则，通过企业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将企业的公民意识及其责任感内化为每一位员工自觉的意念与行为。
西方企业对公司社会责任，尤其是伦理决策的重视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而自本世纪以来，美国企业界又出现了一股新的逆流，在利润至上的思想指导下，欺诈行骗、商业贿赂、行业垄断等不正当行为泛滥，企业丑闻不断曝光，公众对此极为不满。如何再次赢得公众的信任，如何确保财务报表的真实，如何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公平公正的薪水补偿等7这些问题的解答，必须从文化的根源中寻求最本质的答案。为此，很多企业已经设计了相当多的、融入到公司文化中去的伦理计划。
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建构基于商业伦理准则的“企业公民守则”，必须在全球商业伦理的经典范式中融入中国的本土元素。美国管理学家保罗·赫尔塞等人利用“伦理力量5p”精练地浓缩了商业伦理的五项内容，即目的、自豪、耐心、专一、洞察，这也是管理者个人成功的要素。由此可见，普遍的企业公民意识应该是有关忠实和公正的组织伦理准则，以及有关诸如社会期望、公平竞争、广告、公共关系、社会责任和组织行为等多方面的生活准则的综合体。而特殊的企业公民意识则体现了中国儒家文化中“义”与“和”的核心要义，即“以义为本，利自生焉”、“义为利本、和厚生财”。以“义”、“和”为核心诉求的普遍伦理主要考虑公共利益，基于生存本能以“利”为首要目标的特殊伦理也同样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归依。
最后，再回到文章开头的命题，苏格拉底的问题要求一个人能够清楚地说出他们认为什么是“好的”，人们为什么选择一个好的而不选择另一个好的。对于这一千古难题，苏格拉底认为并不存在一个绝对正确的答案，关键是要看清楚伦理与利益的关系。从终极归宿来看，企业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权衡、取舍并不矛盾。企业利益的根源在于为社会服务，企业之所以要讲伦理，是企业自身关于“我是谁，应该按谁的要求做”的内省要求决定的。企业对于公共利益的投资就好比到银行存钱一样，存的越多，边际收益也就越大，今天存入的一分一厘是为明天的财富播种丰收的希望。从这个角度而言，企业有充足的理由坦然笑谈“公民责任”这颗幸福的“毒药丸”。
公共利益追求：品牌塑造的新境界?
品牌新境界：从满足消费者个人利益向公共利益扩展
在传统营销管理,营销管理营销管理中，品牌塑造的目的是满足消费者个人对品牌的需求，例如汽油品牌满足消费者驾驶汽车或提升性能等功能性需求，电影满足消费者的体验需求，服装品牌满足消费者展现个性、身份等社会性需求。总体上，消费者个人的功能性需求、情感需求或者社会性需求为品牌定位提供了基本方向。
但是，现在我们应该对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品牌利益含义进行扩充。首先，随着消费者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以及活动范围的扩展，消费者与家庭、组织、社会发生互动的频率越来越高，消费者作为社会人的角色越来越常见和越重要。因此，消费者对品牌的需求，不但需要满足个人活动的需求，还包括要满足与其个人生活有关的社会需求。例如，购买服装时一般注重与家庭观念或所在地区民俗的非抵触性。其次，随着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变化，消费者的个人需求满足与外界环境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甚至环境的变化影响消费者个人需求的满足。或者，消费者个人需求的满足受到外界环境另一因素的约束，只有保持或提供适当的因素水平，消费者本身的需求才可得到比较好的满足。例如，对于居住环境的关注，消费者会将汽车废气的排放与空气污染建立联想，这样汽油的环保性是对关注居住环境的消费者汽油需求满足的约束条件。依上述看，公共利益需求是消费者需求的关联或者组成部分，这方面例子已不断增多，例如对绿色消费的需求，对食品安全的需求，对支持和参与慈善活动的需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对品牌利益含义进行扩充的营销意义在于，公共利益需求的满足为企业营销提供了新的机会，其中之一是为品牌塑造提供了新的境界。
在此，本文将消费者的需求分为功能性需求和非功能性需求(如情感等体验需求、象征等社会性需求)，将消费者需求的满足与公共利益的关联程度分为高关联性和低关联性，以此建立品牌利益——公共利益象限分析模型。可以发现，随着品牌利益的扩充，为品牌战略定位提供了两个新的空间公共相关品牌产品利益(功能性——公共利益区)和公共相关品牌非产品利益(非功能性——公共利益区)。公共相关品牌产品利益是指品牌在提供消费者功能利益时，同时促进与此相关的公共利益的改善和提升。例如对于汽油品牌而言，消费者在购买汽油满足驱动汽车的同时，还应不影响其居住城市的空气质量甚至能改善原有的污染状况。公共相关品牌非产品利益是指品牌在提供消费者情感、象征等非功能利益时，还可同时表达消费者对相关公共利益的关注，以传递消费者价值主张。例如福特汽车自2000年开始在中国连续举办“福特汽车环保奖”活动，经过7年发展，该项活动成为中国国内规模最大的企业独立运作环保奖项评比活动。该活动通过致力于国内环保宣传，让消费者充分表达了其关于当代生活的环保主张。
战略选择：从社会责任营销到事业营销与事业品牌建立
现在，社会营销被认为是实现消费者公共利益的新营销观念，许多企业在此营销观念下被推到了社会营销的舞台。但如何实施社会营销战略?其战略途径包括社会责任营销、事业营销和事业品牌建立。
社会责任营销是企业在实现自身的经营目标以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等社会责任，其内容包括遵守商业道德、保障生产安全和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护环境、支持慈善事业和社会公益、保护弱势群体等。社会责任营销的概念内涵可以说宽泛无边，只要企业的经营者在考虑股东利益时还从事有利于企业员工、社区和社会考虑的行动，皆可看之为社会责任营销。但社会责任营销的概念过于宽泛，当企业将其作为营销观念和营销战略时，最佳的方法是选择其中的某项内容作为企业持久的选择和行动方针，以达到最有效提升公司声誉的目的。其中盛行的是事业营销和事业品牌建立。
事业营销是企业通过某次短期促销的营销目标支持社会事业活动。现代事业营销往往是参与某个赞助轰动性的社会盛事，例如联想等企业赞助2008北京奥运等。事业品牌建立则是通过日常性的内部和外部计划，将品牌与某个事业建立连续的联系。事业品牌建立通过支持某项事业或非盈利性伙伴将品牌的核心价值传递给消费者。因此，事业品牌建立营销已超越通过单次社会活动提升公司声誉的事业营销，而是借由事业品牌建立使品牌向消费者提供新的价值，实现其提升企业声誉、销售促进、品牌消费者关系建立等营销目标。例如前几年农夫山泉卖一瓶水为贫困地区捐一分钱的阳光工程营销，通过这一事业品牌建立活动将“爱”的价值注入品牌，在实现其营销目标同时帮助消费者实现参与社会慈善的价值追求。
至于如何开展事业品牌建立，可循着本文模型一中提出的品牌定位新空间的分析来思考，并建立具体两种定位策略：产品创新策略和价值观建立，见图2。对于在公共相关品牌产品利益区寻求定位，公司可通过提供新的产品或产品利益满足消费者对品牌公共利益的需求。例如ge公司“绿色创想”战略实施的重要内容，就包括了在上海中国技术中心投资5000万美元研究开发“绿色创想”产品等诉求。而在公共相关品牌非产品公益区需求定位的企业，可在不改变产品的前提下，通过增加品牌新的价值观主张，帮助消费者表达自己的社会价值观。例如对于化妆品品牌而言，美体小铺(bodyshop)在提供美容的功能需求同时，通过确定不使用动物原料等确定品牌的价值，并引起消费者对公共利益追求的共鸣。实际上，消费者购买该产品品牌，并没有直接改善其公共环境，但是有助于消费者表达其个人价值观。这是美体小铺营销获得成功的内在原因之一。
事业品牌建立决策：做还是不做?
传统的品牌策略过时了吗7如果没有与公共利益冲突，我们很难断定传统品牌策略就已经过时。但是，我们不可忽视消费者生活方式多样化和扩展化的新趋势对营销提供的新机会。不过，这一机会是否对于所有企业具有营销意义呢？下面提供几点战略决策标准供参考，
1是否从事事业品牌建立与品牌的产品类别有关。为什么站在事业品牌建立营销舞台中心的是壳牌、bp、丰田等企业？不是这些企业决策者的社会责任意识使然，而是这些企业的产品与消费者对环境保护这一公共利益的关注或追求是高度相关的，实施事业品牌建立可以直接提升品牌形象和品牌价值。而某些在目前消费情境下属于低公共利益关联的产品，例如订书机、小杂货等，开展品牌事业建立可能难以引起消费者共鸣。但是，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企业产品将与公共利益关联，因此企业总是要从早计议这一问题，以占据品牌定位空间的先机。当然，某些满足负需求的产品如香烟等开展事业品牌建立营销，容易引起社会争议，并可能进一步恶化其负面形象。
2与消费者的生活区域或环境有关。例如公众对中国产品质量的关注以及问题的暴露，基本上是在国外或境外(如香港)地区，反而国内消费者对产品安全质量的关注度(当然不是发现问题后的反应)并不那么高，道理就是如此。因此，是否或是否需要优先考虑开展事业品牌建立营销，取决于品牌产品所处的目标市场。
3取决于企业的品牌战略。对于事业品牌建立的效应，做可能比什么也不做的企业并不一定好。例如，在改变公众对事业品牌建立营销的认知方面，消费者对于某些品牌的行为归因于商业动机。这样，品牌事业营销不但不能改变或提升品牌形象，反而适得其反地加深消费者关于品牌不择手段逐利的印象。具体来说，原来的品牌定位、即有的品牌形象可能是这一负面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
